86歲老人和他的“一顆印”

  所有的紛爭、嘈雜,都是停留在屋外的,當你看上一眼這間百年老屋,便能明白它身上附加著的價值。

作者:本刊記者 黃靖芳 發自云南昆明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9-06-26
  當莫正才推開朱紅色的鐵門,一個自成的天地便出現了。
  這座緊湊的院落,頭頂著層疊錯落的瓦片,內外天井分隔出進門的不同區間。以內天井為圓心,上下兩層的房間堂正地分布在眼前。
  20世紀30年代,鄉土建筑研究先鋒劉致平作為學者,最早發現了這種散落在云南的四合院。他仔細地記錄和研究其形態、樣式。因為此類民居格局規正,像是有人從空中俯身穩穩蓋下的印章,論文中他稱其為云南“一顆印”。
  莫正才所擁有的“一顆印”,如今在昆明已非常少見。
  莫正才已經86歲了,妻子離世,兒子搬出,他已經獨居20年。他需要面對的是日漸蒼老的日子,還有不理解的下一代、再次響起的拆遷命令,以及可能消失的村莊。
  這顆印,隨時會被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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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村,老屋
  老人所依附的,是比他更老的房子和村落。
  滇池,是昆明最深刻的城市印記,而滇池的東岸除了是地理位置的標記,還兼具著生態和文化價值。這里曾擁有大片的農地和荒原,自古是滇中最富饒的壩子之一,作為“菜籃子”源源不斷地向昆明人供應菜蔬。
  當城市化的步伐拓展到了東岸,情況就變了。2010年,莫正才所在的宏仁村收到了拆遷通知,村莊包含新村和老村兩部分,分別是年輕一代和老一輩所居住的場所。一場長達9年的拉鋸戰打響了,個中的抗爭、抗議此起彼伏,結果是到了2019年,宏仁村仍然沒有被完全拆除。
  老人們也稱老村為“小村”,這是因為它和鄰近的彝族村落子君村,是類同子母村的關系。漫長的漢彝文化交匯、融合的過程,消解了很多獨特元素,但彝族的色彩還是能不時被發現—在村民所供奉的財神廟里,就存放著一座具有彝族特色的“石貓貓”神獸。
  老村內,被列為不可移動文物的宏仁寺、竹國寺等歷史建筑,昭示著村莊悠遠的歷史。可除此之外,這座村落如今甚至難以稱得上雅觀:大部分的房屋被推倒,簽署了同意拆遷協議的人家會以砸爛窗戶為標記;隨處可見的破落墻體以及堆放在道路出入口的磚瓦,讓村子看上去更像一片廢墟。
  想要找到莫正才的房子,需要路經早已無人居住的房屋、狹窄的石板小徑和塵封多年的古照壁,就像是一個走出迷宮的游戲。
  他拄著拐杖,戴著遮陽帽,每天穿行于此。
  只有回到老屋的時候,你才能清晰地感覺這是他的“領土”。
  這是一座沒有子民的“王國”,他溫和地打點著空間內的所有物品。幾乎每一處地方,都有被他歸置的用途。天井的兩角都放著盛水的容器—當雨水順著屋檐落下,便有了各自的去處:一處用不銹鋼的水桶接著,用下方的開關擰開,便是可以用來洗手的簡易水池;另一邊承接的是厚重的水缸,水面漂浮著綠色的青苔,飼養著數尾從附近農貿市場買回的金魚,往下看是若隱若現的紅色。
  與正門相對的是對廳,過去是家族中的年長者居住之所。如今廳門上的雕花仍然清晰可見。退化成淡藍色的門框,背景是莫正才重新涂上的綠油漆,連花卉上的葉子也仍然青蔥,仿佛百年來未曾褪色。反映人們生活和信仰的神獸、植物和爐子圖案,雖然有些斑駁,但是仍然清晰地反映著最初的面貌。
  1915年,莫正才的曾祖父莫惠修當時擔任鄉長,他建了三處房屋給即將成家的三個兒子。一份保存在二樓的土地文件,講述了這段過去,而莫正才所居住的是唯一能完整保留下來的遺產。
  長期關注老村發展的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朱曉陽,也曾多次到訪“一顆印”。他發現,老屋的西北角一直聚集著一群野蜂,甚至組建起了很小的蜜蜂房。十多年來兩者都相安無事地共同生活著,老人從不打擾野蜂,后者也不會對其有任何滋擾。“一般人應該很難做到。”他回憶說。
  滇中高原四季氣候溫和,很少出現嚴寒酷暑,但是會有大風。“一顆印”一般采用無窗的外墻,高高筑起,以防風沙。莫正才的房子也不例外,他對房屋最直觀的感受是“冬暖夏涼”。
  “古人稱‘道法自然’”,朱曉陽在文章里寫道,他認為房子的價值還體現在老人80多年來所參與演變的“居住現實”,那是一套和空間相處的規范、尺度、倫理。“他從不說,但我們能觀察得到。”
  如果沒有對比,會很難理解維護房屋所要花費的心思。莫家200米開外,便是村子里“幸存”的另外一處“一顆印”,這所房子的歷史可以追溯更遠,直達民國三年(1914年)。因為子女眾多,房屋的產權被分拆成四家人的財產,如今已經凋空為散養家禽之地。蜘蛛網、雞籠和屋頂上叢生的米白色荒草包圍了四周,曾經在過往的影像中堅決捍衛房子的女主人離世于今年春節前,還有8天就能過年。
  當下,莫正才老屋的命運也成了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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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為繼
  兩個月前,莫正才從外面回家的路上,有經過的鄰居提醒他,“房子被寫上紅字了”。
  按常理,只有已經同意拆遷的人家,才會在房屋外看到“驗拆”兩字。他是絕不可能同意的,簽下名字的是他唯一的兒子莫榮。
  上述的拆遷項目,起源于昆明市官渡區一項名為“螺螄灣國際商貿城二期項目”的建設工作。2010年5月初,有七個村莊的拆遷開始啟動,宏仁老村以外的其余村莊已經被推平。
  莫榮在沒有告知父親的情況下,簽署了同意書。得知后,莫正才憤怒地去了拆遷辦,證明自己才是戶主。他的據理力爭換來了事情的暫告一段落,直到今年4月份“拆”字重新出現。
  既是形勢所迫,也是認知使然,兒子并不留戀這套老院子。
  一天兩餐的飯點,是父子可以打照面的時候。每天,莫榮會從不遠的新村住處拿來飯菜,送到莫正才的書桌上,一般是米飯、白菜和幾塊肉片。而后,他會進到耳屋剁碎帶來的蔬菜,喂飽門外的鵝群。
  莫榮對《南風窗》記者說:“人老了,(就)各有各的思想。”如果有名人曾經光臨,房子的價值也許能得以彰顯提升,可惜沒有,他覺得倒不如靠拆遷換回可以出租的房子,畢竟現在“打工也不好打”。莫正才看過拆遷的協議,上面顯示每平方的補償標準是3300元,而房屋的測量面積為180平方米,算起來約59.4萬元。
  莫榮的想法,在年輕一代中并不孤立,拆遷成了一面放大鏡,把原本并不牢固的代際關系弄得更為支離破碎。莫正才經歷的“代簽”是其一,宏仁老村的村民小組組長李紹榮說,還有為了能讓父母同意而以離婚相逼的后輩。多數家庭最終還是遵從家庭經濟主力的意見。一個飽經風霜的老人不會想離開他的根,但是一個對家庭經濟再無貢獻的成員,他個人的意愿又算什么呢?
  莫榮還提到了一個理由,那就是老屋產權所歸屬的另一家人也同意了,他不想“惹麻煩,不好做人”。
  因為祖輩的子嗣眾多,實際在村子里民居的房屋產權不會只為一人所有。在用宣紙寫出的《遺囑分單》中,顯示莫正才祖父獲得的是房子1/3的產權,而后他通過購買又獲得了另外1/3,莫正才一共有2/3的支配權。剩下的老屋西邊部分,屬于三祖父的后輩,他們早已同意拆遷。
  6月上旬的中午,昆明的陽光如期鉆進老屋的預定位置。經常穿著一件長襯衫和薄背心的莫正才老人說,他喜歡居住在此的原因之一,是房屋巧妙的結構。冬天來臨的時候,八九點的和煦陽光已經可以照射到對廳前的檐廊;夏季則正好相反,內天井納住了全部的光線,坐在屋子里盡是陰涼。
  這是一種經過長期觀察和生活后才會得出的感受,在莫榮看來,則是另一面。房子住的人少了,他覺得“陰氣重”。
事實上,父子倆幾乎未曾就房子保留與否的話題進行過正式的交流。記者的詢問,意外地促成了這一場合。向來溫和的莫正才聽到解釋后,語調升高,駁斥道:“這是借口。”
  和那些為了家庭關系選擇妥協和遷就的老人不同,莫正才呈現出一種不合時宜的固執和界限感。“老人向外辯護說喜歡住在這個地方,像是會把自己置于愚蠢的位置上”,朱曉陽觀察到,但是莫正才并不“避諱”這樣做。而當問起對于三祖父部分房子的看法,他則不會言語過多:“這是人家的事情,我不能干涉。”
  他想要守住的,就是自己的地方。
  發現“拆”字的兩天后,莫正才便用和好的泥土撲上,抹掉了通紅的字印,不然看著“總覺得會有人來騷擾”。過往村子里不乏歷史悠久的建筑,但是很多人將其改造成了更便利的磚瓦房,唯有老人的“一顆印”仍然保留這種不用一塊磚頭的建筑樣式。材料是當地人口中的“土基”,在外看來是土黃色的土坯。“能防潮濕”,有當地人這樣說道。
  年久失修的老屋有過因屋頂長滿野草,每逢下雨便會漏水的時候。每到冬天來臨前,莫正才都會把瓦片上的草一根根拔起,缺失的部分用水泥重新涂刮,這個習慣直到3年前他的腿腳已經相當不利索才停下。
  “好住得很。”莫正才坐在他慣常的對廳前的書桌旁,說道。
  村子面臨拆遷前,莫正才不時會去旅游,在家還會練字、畫畫,但是大部分的愛好都在2010年后戛然而止。只有看書的習慣還保留下來,現在他看的是《古文觀止》,并且能背出里面的五篇文章。他說,作用就像寺廟里的和尚念經一樣,“背了就不會想不通很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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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暮 年
  退休前,莫正才在被他稱為“三農場”的國營企業擔任組織部部長,他還保存著的名片上寫的職稱是:政工師。
  他講話條理清晰,過去被下放到農場做擠奶工的時候,他是隊里最獲信任的人。當時物資緊缺,燈泡也需要按需分配,但是大家都放心讓他去領燈泡。
  在“一顆印”里,除了天井的四季桂和盆栽,還有四方的對聯也頗為顯眼,他寫道,“祖宗遺物何人護 滿堂子孫誰像賢”,橫批是“古建困擾”。
  宏仁村在9年前的拆遷風潮中之所以能頑強留守,是因為聚集了年富力強村民的新村和老年人的老村足夠團結。但是,拆遷的路徑后來發生了變化,新村被剔除出拆遷范圍,而老村的老齡人口在逐漸減少、分化。
  出生于1933年,年近九旬的莫正才發現,自己的身體越來越不好了。2017年巡回放映的紀錄片《滇池東岸》里,他還會在人群的密集處宣揚“人在房子在”的理念,但這句鼓舞的話語成了留守的最后底氣。最近,朱曉陽重新把老屋的情況寫出來放到網上,是因為他聽到老人在電話那頭說“死也要死在這個地方”。這讓他意識到,這是一位一向克制的老人內心清晰的信號。
  6月7日端午節這天,有云南大學的老師和學生來到老屋,他們想為房子裝上監控攝像頭。門口的果樹因為可能遮擋攝像頭的視線,被斬斷了不少枝芽。
  學生跑前跑后,因為沒有無線網絡,機器的連接需要網線的不斷調試。這兩部高掛的儀器,和莫正才今年才擁有的手機一樣,成為這座房屋里少數具有現代感的物品。而安裝的原因是,近段時間村子里莫名失火的房屋變多,他們在做“萬一”的準備。
  面對不樂觀的前景,目前老人唯一的訴求是,希望能將房子申請作為文物保護單位保存下來。
  官渡區文化和旅游局的負責人回應《南風窗》記者稱,已經聯系省市專家進行過前期實地勘察,之后需要按照流程進行審批,因為涉及不同部門,目前并不清楚具體進行到流程的哪一步。
  保護這棟肉眼可見其價值的建筑,是出于樸素的自覺。莫正才否認在繼承時,祖父曾對他說過諸如好好地守著房子之類的話語,他認著的道理是“祖宗遺留下來的”,本就應該“一代傳一代”。
  也許,祖輩也不曾料到后世會發生的事情。
  每年新學期的開端,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向榮都會帶領學生前往村莊做服務學習。莫正才總是不厭其煩地擔當講解和引路的人,老屋里也見證著眾多學生的來訪。“他會帶著學生看地下貝殼的痕跡、河流的痕跡,他永遠都是從這個地方的歷史開始講起,而不只是要保護自己的房子……老人是在很強的歷史感里,理解現在發生的事情。”
  這是一種學者能專業地稱之為“文化自覺”和“理解歷史脈絡”的行為,盡管當事人并不自知。
  所有的紛爭、嘈雜,都是停留在屋外的,當你看上一眼這間百年老屋,便能明白它身上附加著的價值。
  從工作沿襲下來的自律,仍然保持在莫正才的生活中。在妻子因病辭世的多年后,他還是習慣將每天的日程安排妥當。
  “我不孤獨。”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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